王健林:投5个亿觉得很值 预感中国足球春天将来临

　7月13日8时30分,建外大街上车来车往。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已经进入工作状态,在拥有270度开阔视野的办公室里签阅一些文件后,开始接受记者的专访。“你的问题都可以问,不用考虑时间。”王健林把水杯放到茶几上,坐定后说。黑色皮鞋、深色西裤、白衬衫、精致的领带、一头黑发、从容的笑容,他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。但此刻,他是中国足球历史上第一大赞助者。

  【回归】

  觉得中央真正重视足球了

  新京报:万达如今回归与当年离开,分别对足坛产生了什么影响?

  王健林:影响也不会太大吧。当年离开足球时,大家觉得一个成绩最好的俱乐部不干了,可能会有点儿遗憾。我记得当时央视还做了一期节目。

  今天回归足球,可能更多的是带给人们一点期许,觉得万达愿意回归,至少是一个好的兆头。这说明大家对足球现在还是关心的。但是你说(万达回归)有多大的作用,还不好说。

  新京报:是什么原因真正促成你赞助足球?

  王健林:促成这次回归,核心理由是两点。一个是中央领导有号召。胡总书记去广州视察亚运会的时候,接见了容志行。习副主席表示一定要把足球搞上来,前后两次发表谈话。延东同志也亲自找我谈话,希望我们能站出来支持一下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,因为我觉得中央真正重视足球了,这就意味(足球)是向好的方向转化。

  第二点,足球在中国的影响力很大。我注意到,只要有国家队、国奥队比赛,这些新闻都是网络的体育头条,说明看球的人还是多。我们竞技水平再烂,中超每场还有一万多人的上座率,说明它还是第一运动。这两方面促使我还是回来。

  新京报:领导有指示,社会有需要,个人有能力。上述三个条件哪个是最主要的回归因素?

  王健林:最重要的是社会需要。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,也是中国的第一运动。尽管这十几年竞技水平不高,但我觉得群众的真正热情还在。

  两周时间写了5000字报告

  新京报:决定回归之前,万达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准备?

  王健林:最早是有关领导找我,要求我写一份对足球的建议。我花了两周时间找了一些人谈话,搞了一些调研,最后写了一个大概接近5000字的报告,这个报告也得到了中央高层的批示。我想这个、可能就是我重新回归足球的一个转折点。

  新京报:回归的前提是什么?是否考虑利用赞助商的身份来净化足坛环境?

  王健林:净化中国足坛我觉得还要看,这是在总局层面和中央领导层面。这次回归足坛一个重要的前提,就是看到始于两年前的那场打黑运动。那次打黑,抓了这么多人,三个足协高层都被抓进去了。涉案人员从领导到中层、到裁判、到运动员、到俱乐部,这种大面积(治理)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。要想真正使足坛净化,起码在中央高层在体育总局始终保持这个高压态势。之所以我愿意回来,也是了解到今后的中超比赛、国内比赛,公安部门会始终参与。用高层领导的话讲就是“始终保持高压态势”,我觉得这也给我一个信心。

  新京报:在讨论赞助中国足球的时候,万达集团内部是否产生过分歧?

  王健林:公司里没什么不同的意见。每年公司都有几个亿的资金安排,做公益或做一些别的支持,无非就是往哪儿投的问题。没什么大争议。

  【合作】

  5亿是一条一条算出来的

  新京报:在与足协谈判的过程中,有没有因为要求过多而陷入过困境?

  王健林:没有什么僵持局面,很多事情是水到渠成的。合同的基本框架协议书,几个月前就给了足协了。其实我们跟总局和足协谈判花的时间很短。

  新京报:也就是说,谈判基本没有周折?

  王健林:我们提出来的东西修改很少,拖了几个月再签,我想这可能是政府办事程序问题了。

  新京报:这个效率与万达的效率相比,是否感觉时间太长了?

  王健林:这个肯定长一点。如果有人给我们送钱,可能我第二天就签了。他们这个我也能理解。开党组会,可能还得足协副主席都得在“家”。体育总局再开会,可能也得正副局长都在一起。可能还有审批的时间,我想应该是程序问题。

  新京报:你在签合同时为什么把数字设定为5亿?

  王健林:这是谈判的结果。首先谈的是冠名权,觉得六千万就足够了。剩下的那些钱是大家一条条算的,青少年联赛大概花多少钱,女足大概要花多少钱,国家队(要花多少钱)。其他钱基本都有谱,就是两个数字我现在不能确定:一个就是送出去培训的球员,原来说40个,现在可能增加60个,这个费用要跟欧洲俱乐部谈。第二个就是国家队目前还没有(给出数字)。所以五亿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,不少于这个数字。

  新京报:6个合作方向是如何设计出来的?

  王健林:这跟调研报告上的几个建议是吻合的。给中央写的报告里面,不光有自己的想法,也找了一些记者、足球人座谈,大家觉得中国的症结就是在于基础不行,所以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写了一个建议,谈到青少年、女足、裁判问题和请高水平教练,另外就是小球员的发展。

  现在看来已经很值了

  新京报:如果加上后续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,是否考虑过投入的总价值一共是多少?

  王健林:总价值倒没有考虑。投5亿就引起全国那么大关注,我觉得就已经值了。有些事情领导关注群众不关心,有些事情草根关注领导不在意,这个事情领导群众都关心,说明这个事情是好事,至少我觉得这就已经值了。如果我们真起了一个火车头的作用,由此带出来一批企业搞俱乐部或者搞别的(足球项目),那我觉得就更值了。

  新京报:现在的万达和11年前的万达相比,发生了怎样的变化?这些变化对于重新投入足球有何影响?

  王健林:最大的变化就是实力上的不同。11年前的万达实力还比较小,现在的万达收入过千亿。现在再来支持中国足球,最大的变化是实力剧增。

  新京报:这笔投入对于万达集团会产生怎样的影响?

  王健林:对万达集团应该没什么影响。我们每年都有预算。再加上企业规模现在越来越大,能力越来越强,应该不算什么。

  【影响】

  万达起一个敲门砖的作用

  新京报:这次赞助对于企业的形象宣传有哪方面的影响?

  王健林:我想还是正面多一些。我看到一些评价,大家总体来讲是正面的。有一些人担心钱会不会又扔到水里去了。可能有人还是用过去的眼光看足协。我倒是有一个预感,可能中国足球的又一个春天即将来临。中央的、企业家的、社会的,三个层面的力量都发动起来了,现在应该是中国足球发展的一个转折点。

  新京报:是否会借助商业力量改变中国足球硬件基础薄弱的问题?比如进军体育地产建造很多球场?

  王健林:这个恐怕不会,暂时不会改变我们的商业模式。不过足球水平上不去,基础设施确实差,每个城市的足球场比例太少了,我希望总局在基础设施方面要有一些硬性规定。大企业投专业足球场还是很容易的。政府划拨土地,专业足球场纯建筑有两亿够了。

  新京报:你希望万达投入的5亿能起到的最大作用是什么?

  王健林:最大的就是起一个敲门砖的作用。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,让大家知道,过去最好的俱乐部老板又回来了,还愿意投这么多钱。希望通过我们的介入,带动更多的大企业来关心和支持中国足球。如果都是一些大企业搞足球就好了,毕竟是市场历练出来的,做事有规矩,有计划。

  【个人】

  不喜欢被叫成足球铺路人

  新京报:你本人将拿出多少精力来关注足球?

  王健林:要看足球怎么发展了。如果足球走势好,观众上座率高,可能我就会花更多的精力。

  新京报:足球方面投入精力对万达有没有影响?

  王健林:应该不会有影响。我们公司计划性很强,今年又首度实行了模块式管理。完全是计划式管理,我几乎对业务上的事情(都不过问)。其实我本身可能大部分精力都在社会活动上。

  新京报:若干年之后提起王健林时,你希望人们的第一反应是中国地产界的传奇人物?还是中国足球复兴的铺路人?


  王健林:这两个我都不喜欢。以后人们评价我,觉得我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企业家,我就很满足了。所谓社会企业家,就是将社会贡献当做自己的第一责任,而且努力去践行这些标准,这是我追求的。西方对企业家最高级的评价就是社会企业家。比如像比尔·盖茨、巴菲特,挣很多钱,但是挣钱的目的最后是捐给社会。我宣布自己的90%的财产捐出来做基金,就是希望做一个示范吧,中国现在的企业可能在这方面缺的比较多。我希望中国企业发展像美国企业一样。美国的慈善捐助93%来自民间、企业和个人,中国这块做得不好。美国社会捐赠相当于每年生产总值的3%到4%,咱们中国大概只有千分之零点五,每年社会捐赠只有GDP的千分之一都不到。差距太大,将来我可能更希望是这个目标。

  新京报:足球只是万达回报社会的一个方式?

  王健林:对。



        (本文来源：人民网  )